1921年三月下旬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海外视察员，29岁的芥川龙之介集众望于一身，踏上了长达四个月的中国旅行，其所到之处包括上海，杭州，苏州，扬州，镇江，南京，芜湖，长沙，武汉，郑州，洛阳北京，大同，天津。这是芥川龙之介作家生涯中唯一一次海外旅行，这个拥有深厚中国古典文化底蕴的年轻日本作家用其特有的洞察力将其所见所感悉心记录，回国后将笔记整理，发表了纪行文《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长江游记》（1924）《北京日记抄》（1925）《雜信一束》（1925），1925年11月将以上纪行文收集起来，命名为《中国游记》，并以单行本的形式由改造社出版发行。同他之前创作的中国题材作品不同，这是芥川第一次直接接触中国的社会，文化，风物，赤裸裸的目睹和观察被列强欺辱下的落后衰颓的近代中国。芥川作为当时文坛上不可小觑的巨匠，在《中国游记》中的吐露的不满和微词也在当时那个水深火热的时代引起了中国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愤懑以及反感，以至于许多被激起民族情绪的中国作家奋笔疾书地发表了颇多关于芥川的否定评价。从上个世界20年代开始，我们对《中国游记》的看法始终否定偏多，很多学者依然认为芥川以一个先进国国民的高姿态来俯视被西洋人特别是日本人欺凌下的落后无助的中国，他在故意用挑剔的眼光苛责的语言污蔑中国轻视中国人，歪曲中国人的形象，特别是用当时盛行的“东方主义”趣味来品评中国，这部纪行文集长期以来被视为一把冷漠的利剑，毫不留情的刺痛中国读者的心。但是最近几年，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国内对于《中国游记》的评价逐渐摆脱曾经动荡年代的阴影而趋于客观。很多学者从客观甚至积极的一面看待《中国游记》中流露出的中国观。这无疑是一种很好的征兆，暗示着我们开始跃出狭隘民族主义的视角，克制激进的民族情绪，静下心来更为深刻的阅读理解《中国游记》和芥川字里行间吐露的那些隐晦的情感。他是一位不仅拥有优秀创作才能的作家，而且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新理智派”特有的冷静和理性。他不同其他有过中国之旅经历的日本作家，在充斥着“溢美之词”的背后隐藏着对中国真实状况的无视和冷漠，芥川在文章中尽管处处皆是讽刺，确是源于对中国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尤其是对有着深邃智慧和美感的中国古典文化的憧憬和喜爱。
这次中国旅行对芥川自身的思想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下面将从“从憧憬热爱到失落疏离”“从日本人视角到外国人视角”“与西洋对立保护传统文化”分析其前后思想的变化。以此探讨芥川不同于当时其他日本作家的中国观，纠正关于芥川中国观的不确切的评价，从而使我们的对芥川的认识更加客观公正。
一、从憧憬热爱到失落疏离
芥川龙之介1892年3月1日生于东京，出生后八个月时母亲突然精神发狂，于是他被过继给舅父做养子，改姓芥川。母亲的悲剧给他留下了一生的心理阴影。芥川家是一个注重传统的书香门第，芥川龙之介在这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自幼爱读日本江户时代的作品中国古典小说，尤其对《水浒传》青睐有加，舅父喜爱收藏南画，因此芥川龙之介受其影响也对中国水墨画着迷，可以说芥川龙之介在中国旅行之前，是通过阅读汉文学典籍构建了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他了解到的中国是古典绘画和诗文中的中国。1918年秋芥川曾经在给府立三中时代时的同级生当时留在中国的好友西村贞吉的回信中写道“我也十分想去支那。可是如今物价上涨实在很难筹措资金。确实想去支那一游，如今很是羡慕在支那生活的你。到底在上海生活一个月要花销多少呢。如果要是花销少的话，我也可考虑去上海一个月。”从芥川的中国旅行前的很多随笔和书信中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的喜爱和一睹中国面貌的强烈愿望。日本学者关口安义曾在其论文《中国视察之旅》中指出“芥川一直十分关心中国，很希望能去中国旅行。中国是他所热爱的汉诗和南画的故乡，是幼年时期爱读的古典小说《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舞台。是以其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辽阔的国土和美丽自然风景为傲的国家。当时国际上很关心中国的情况。芥川也一直胸中怀揣着一个中国梦。他的一篇小说《南京的基督》就以中国为舞台。讲述了古都南京奇望街一个妓女的信仰，在这里芥川将想象中的中国完美的描绘了出来。”
但是这种美好的憧憬并未一直持续，当芥川踏上旅途，目睹眼下那个满目疮痍的中国之后，其感受同之前大相径庭。这种失落感从他到达第一站上海时就骤然生成“刚走出码头几十个黄包车夫就把我包围了……原本车夫留给日本人的形象并不是脏兮兮的，反倒是那种威猛的气势，常给人一种仿佛回到江户时代的心境。但是中国的车夫，说其不洁本身就不夸张，而且放眼望去无一不长相古怪。”《第一瞥》不洁的中国人形象就让芥川产生了不快。随后进入上海繁华街市，“像湖心亭站着撒尿的留着长辫子的中国人”“舔着腐烂得像石榴一样的膝盖的乞丐”“横冲直撞的行人”让他不得不感慨道“《金瓶梅》里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谷十一……在这些人群中，有几位那样的豪杰也并不奇怪。但是杜甫，岳飞，王阳明诸葛亮一类的人物，在这里却毫无踪影。换言之，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琐，残酷，贪婪。”这段话明确的表达出了作家的失落感和对中国的种种疑惑和不解。
这种从对诗文中国的憧憬到对现实中国的失落的思想变迁，导致了芥川的心境难以平复，这种失落感逐渐堆积演变成讽刺，抱怨。孟庆枢在论文《芥川龙之介和中国文学》中分析道，“芥川对中国的不满是他熟读中国古典书籍后所形成的文化观与中国的现实冲突造成的。观念上的中国与其眼前的现实的中国的断裂时造成其中国认识偏激的直接原因。”这是作家的内心一种幻灭感的反应，就像我们一直坚信的真理忽然有一天被推翻被否定的一无是处，这种难以平复的心境让芥川吐露了很多对中国的负面评价。
二.从日本人视角到客观公正的视角
在这四个月的旅行中，芥川不仅吐露了对中国现状的失望，也用其敏锐的目光洞察出了欺凌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和动荡不安的局势。随着中国旅行的深入，其思想由最初的从日本人视角看中国逐渐转变成跳出日本人的自我认定，从非日本视角看中国。其观点不失其一贯的冷静和理智，其视角最终趋于客观公正。
《上海游记》中第一节描写的是芥川在海上晕船的场景。“我尽力一心去想一些能让我忘却眼前痛苦的另人愉快的事情。孩子，花草，涡福的茶碗，日本阿尔卑斯山，名妓初代。”晕船时他本能的想起了这些代表日本的事物，这是日本文化在其心中根深蒂固的反映。《中国游记》的译者秦刚曾指出“我们不得不注意有关晕船的记述。表现在言语上的眩晕和辛苦，其实是面对中国这个大对象时，主体所产生的内在的虚脱感的比喻性表现。”面对身体上眩晕的极限时，令芥川感到能缓解痛苦略显愉悦的具体事项是“孩子，花草，涡福的茶碗，日本阿尔卑斯山，名妓初代”，孟庆华教授指出，“”一个作家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的集体想象密不可分。”这毋宁在说明作者无意识中拥有一种文化上的自我认证。在第十九节《日本人》中，看到樱花的小岛氏和四十起氏看到樱花十分激动，带着一份出奇的喜悦感。对此有这样的记述“实际上，那株樱花树枯瘦的枝头上，只挂着零星的几朵樱花。然而两位先生为何会如此高兴呢？这令我暗暗感到奇怪。但是在上海住了一个月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不仅是这两位先生如此，谁都会如此。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种我不得而知。但当日本身处异国时，只要看到樱花，不论花瓣是多重还是单重的，就会随之感到幸福。”在《上海游记》中所带有的种种不适应感，其实也是这种日本人自我认证的反映。
但是在他看到无秩序，肮脏，传统文化日渐衰微的中国社会的同时，也看到西洋人横行的上海和杭州，到处喊着排日口号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随着同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接洽，他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也认识到中国社会潜伏的危机和被列强虎视眈眈的现实状况。不禁对西方列强以及日本的侵略感到憎恶。芥川在即将结束中国旅行之前，经由沈阳时感慨道“正好那日黄昏的停车场，看见有四五十个日本人在那里穿梭，我差一点儿酒赞成了黄祸论了。”关于南满铁路留有十分经典的评价“匍匐在高粱根上的一只百脚蜈蚣。”曾经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沈阳的附近有大量的铁矿和煤，日俄战争结束后这里成为了满洲地区的中心。在满铁的中枢奉天站的附近，设置有满铁最大的铁道附属地。看到成群的日本人在这里出入是极为平常的事。对于这样的光景，芥川用“黄祸论”来表达了自己的厌恶感。“黄祸论”一词由来是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了沙皇俄国，从而因此了欧美各国的关注，德国皇帝将日本人在亚洲的进出评价为“黄祸论的滥觞”。近代时期的日本，将武士道精神正当化，又极力的想进入列强行列“脱亚入欧”，可是欧洲方面却将日本的强盛视为“黄祸论”，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而芥川将这个词用于形容出入于满洲铁路附近的日本人，可以说他经历过四个月的旅行，其思想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最初的“身在异乡思念故乡”变成“从他者的角度审视日本”。“黄祸”暗指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施加的侵略，这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对日本进入满洲行为的犀利的批判。
三、从无反战思想到发表明确讽刺军国主义的小说
从1921年前，芥川发表过的小说和书信来看，并未出现涉及战争思想的小说，以具有一定哲学深度的小说为主。中国旅行归来后，芥川陆续发表了《手巾》《猴子》《将军》《桃太郎》《湖南的扇子》等有关战争，反讽武士道或有关中国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
短篇小说《将军》，着力描写了日军敢死队精神的盲目、无奈和疯狂。讽刺了侵华日军的强盗性质，和被日本人奉为英雄的将军乃木希典这位军国主义人士的残忍本质。相比之下，芥川并没有站在日本人立场之上维护本国的所谓战争的正当性，而真实的描写了中国抗日志士的视死如归和镇定从容和军国主义的荒谬和虚伪性。这篇小说足以证明，芥川的洞察力的敏锐和其内心的良知。而这种反战主题小说的发表无疑不与其中国旅行有着紧密联系。《将军》这篇小说，是芥川中国旅行归来的第二年发表的，发表时间大概同《江南游记》是同一时间。芥川在《江南游记》杭州西湖之行中曾经对《将军》这篇小说发表了如下感想，“在中国不论关羽还是岳飞，万众景仰的英雄无一不是单纯之人，或者说即使不是单纯之人也是容易被单纯化的人物。若不是具有此种特征，即使是时间罕见的英雄豪杰，也很难得到大众轻而易举的追捧和喝彩。比如说井伊直弼死后十几年才立了他的铜像，而乃木木希典被奉为神圣没用一周的时间，如果提到他们的敌人的话，这种英雄的敌人更容易遭人憎恨。不知秦桧是由于何等的恶缘抽到了这个最倒霉的恶签。以至于民国十年仍然要遭受到如此悲惨的待遇。在今年新年号的《改造》上，我发表了题为《将军》的小说。然而生在日本的好处是既不会被油炸也不会被小便，充其量只不过是一部分文字被开了天窗，杂志的编辑被当局叫去训斥了两次而已。”此处被“开天窗”就是有一些涉及到讽刺时局政治的句子或者文字被抹除，换成OOO等符号，在日语中叫“伏字”。这里芥川同情岳飞的敌人秦桧的遭遇，但是他并不是想表达中国大众对秦桧的评价过于偏激，而是借此联想到自己写过《将军》这篇以“日本人心目中的爱国主义英雄乃木希典”为原型并将其形象负面化的小说，表露出担心因此而遭受谴责的心理。表面上虽然是在庆幸日本人和日本当局对他并未太过苛刻，实际上是在讽刺乃木希典并非是真正的具有正义感的英雄。在芥川的《澄江堂雜记》中也表达了对强行出版社删除掉这些文字的当局的不满，原因是这些被删除掉的地方更加真实的表露出了大日本帝国士兵的实态和宣传皇国日本的虚伪性。
《桃太郎》的灵感源于中国之行中与章炳麟的对话。章炳麟对芥川说：“我最不喜爱的就是桃太郎讨伐鬼岛的故事，对喜爱桃太郎的日本国民也抱有反感。”芥川在《偏见》中回忆到自己由此受到启发，醍醐灌顶，回国后便创作了小说《桃太郎》。关口安义曾说过，“这些小说的创作，可以说是中国旅行之后的成果。如果没有中国旅行，应该也不会有这些作品的出现。”
在当时那个言论控制思想统治严格的时代，芥川能够保持自己的客观公正并将自己的想法付诸笔端大胆的表达，不人云亦云，着实令人敬佩。中国旅行让芥川的思想发生了很大改变。他对落后的现实中的中国感到失落，这种破灭感也可能是造成他情绪更加消极的原因之一。中国旅行对他的意义，不仅是见识到了现实中的中国，也让他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虚伪和野心。《中国游记》是他回国后整理出的纪行文，其中处处无不透露出其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认识，是一部值得我们去推敲的作品。另外，他旅行中所遇到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后期思想变化究竟有何深入影响，和他无产阶级文学有何关系，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中国游记》芥川龙之介著 秦刚译 中华书局 2007年版
[2]《特派员芥川龙之介》关口安义著 每日新闻社 1997年
[3]《芥川龙之介Ⅰ》 吉田精一著 樱枫社 1985年
[4]《中国游记》（论文） 祝振媛 志文堂 《国文学解释与鉴赏》特集<芥川龙之介作品的世界> 1999年第11期
[5]《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中国游记>》 吉冈由纪彦 世界思想社 1992年7月
[6]《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 孟庆枢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2期
[7]《评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中国像和中国观》 齐秀丽 郭艳萍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