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特·惠特曼是19世纪美国伟大的诗人，在五四时期由田汉全面正式的引入中国，较之更早留学美国的胡适，田汉作为引入惠特曼的第一人有着偶然性。同时，田汉的留日身份，他的身在日本心向欧美文化的文学倾向；他和惠特曼同样的出身背景及爱国热情，成就了他作为引入惠特曼的第一人的必然性。惠特曼的引入圆了惠特曼向往中国的梦，其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为五四运动的发展推波助澜。本文通过追溯惠特曼思想的传入和梳理传播的早期历史，分析惠特曼很快得到接受，并获得普遍推崇与推广的原因，探索20世纪20至30年代惠特曼思想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意义。
一、惠特曼思想传入中国及其早期传播
田汉为正式全面介绍惠特曼的第一人。在1919年7月15日创刊的《少年中国》月刊第1期上，田汉发表了自己探索美国诗人惠特曼的“民主主义”的长篇论文《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这篇论文长达一万余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和中国政治形势谈到当时纪念惠特曼诞生一百周年的意义，对惠特曼的思想和诗歌做出了很高的评价。文章分为八个部分分别探讨了美国主义与民主、惠特曼的略历、惠特曼的伟大、惠特曼与美国主义、惠特曼与民主、惠特曼的灵肉观、惠特曼的自由诗和中国的Kenaissance（文艺复兴）以及纪念惠特曼的意义。文章特别论述了惠特曼的“灵肉调和观”，对惠特曼所代表的“美国精神”的“民主主义”特别推崇。文中结尾阐述了纪念惠特曼的意义并明确指出旧中国的药方：“我们因为我们的“中国精神”“Chu-Hwaism”——就是平和平等自由博爱的精神——还没有十分发生……我们中国少年所确信能够救‘少年中国’的就只有‘民主主义’一服药” …… “我们‘老年的中国’因为灵肉不调和的缘故已经亡了。我们‘少年中国’的少年，一方面要从灵中救肉，一方面要从肉中救灵” 作为第一篇将惠特曼全面正式引入我国的文章，对于研究认识惠特曼在中国的意义深远。继田汉将惠特曼引入中国之后，翻译惠特曼作品，介绍其人，评价其诗歌的文章就源源不断。这些努力使惠特曼思想由田汉引入中国后得到普遍接受并开启了惠氏思想早期传播的序曲。然而在通讯传媒并不发达的20世纪初的中国，惠特曼思想的传播能够进行得十分顺利，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二、惠特曼思想在中国获得推崇与推广的原因探索
从20年代开始，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鲁迅主编的《奔流》、叶圣陶主编的《诗》、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徐志摩、邵洵美主编的《诗刊》和胡危舟、阳太阳、陈迩东主编的《诗创作》等刊物相继开始刊登惠特曼诗歌的译作和介绍性的文章。为惠氏诗歌在中国的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这种推广是建于对其推崇基础之上的，因此，探求对惠特曼及其诗歌的推崇原因，推至其推广原因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惠特曼思想能在中国获得推崇是建立于时代背景之上的。鸦片战争，揭开了近代中国的屈辱史，也开启了“睁眼看世界”，学习西洋文化的奋斗史。始于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到‘五四’的新文学，中国的有识之士选择了一条通过广泛吸收和借鉴西方近现代文学经验来重建民族新文学的途径。无论是远渡重洋，身处异域学习西洋文化，还是介绍西洋作家，翻译文学著作传播其文化，都无不见证了西洋文化在近代中国留下的踪迹。当国人以惊羡的目光学习西洋科技器物时，自然对作为其根源的文化文学进行探索而倍加推崇。
惠特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初期正处在打破旧传统接受新文化的五四时期。惠特曼作为现代诗歌的奠基人，雖然其作品在美国出版初期对他的诗歌推至他本人争议不断，但经过时间的洗涤，其诗歌所散发出的光芒逐渐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在美国，1892年，女诗人哈利埃特·门罗在《惠特曼漫谈》中称惠特曼发现了美利坚民族的光辉的英雄业绩值得以艺术加以颂扬使之不朽。约翰·布罗斯作为一位比较客观而有创见的评论者认为惠特曼“改变了我们文学的整个面貌.”他带来了“一个新的生活启示”。而19世纪末哈佛诗人将惠特曼引入哈佛，则彻底改变了活在人们记忆中的惠特曼形象，在哈佛受到的尊敬使他的尊严和重要性得到证实，从美国文学中的一个边缘诗人变为一个新的传统奠基者，而对20世纪的世界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在英国，从传入之初就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并作为一切进步事物的体现而倍加推崇：随着政治社会形势的演变，被惠特曼诗歌所吸引的读者逐渐从知识阶层扩大到一般群众，到19世纪末便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发生了联系，并形成了一些衷心崇拜惠特曼的小组织。在欧洲其他国家，惠特曼也影响深远。法国象征派曾经有人认惠特曼为“文学之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惠特曼适应了社会主义者为艺术与社会寻找新出路的需要，曾被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引为同志。
中国对惠特曼的推崇自然源于惠氏在西洋文化中所有的举足轻重之地位，其传播范围与影响深度之广。1921年《小说月报》的第三期中的海外文坛消息中刊登了沈雁冰写的《惠特曼在法国》，内称“美国著名平民诗人惠特曼的著作近年在法国盛极一时，法译的惠氏全集在短时间内即可出来。著名批评家而又热心研究惠氏的乞思脱教授且将做一部书名为惠特曼诗中之战与竞争的生涯云”。鲁迅说过，新文学运动的萌发，“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的要求的，一方面则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朱自清也说：“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因此，惠特曼得以在中国获得推崇与推广，是与那时期对西洋文化的学习，以及惠特曼在西洋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密不可分的。
其次，惠特曼的人格魅力及其诗歌所散发的民主气息必然为以“科学”和“民主”为大旗的五四精神所推崇。惠特曼认为，不论是移民，宗教少数派，不同种族的人民，还是改革派或革命派，都应得到平等。他的平等主义尤以为奴隶呼唤平等而影响深远。他相信，“（黑人躯体）里面奔流着的血液，同样古老的血液！同样鲜红的奔流着的血液呀”。因而，诗人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废奴战争。在内战中，惠特曼担任了战士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他不畏艰难地在条件极差的军医院当看护；写出了他表达战争岁月的痛苦和胜利的诗篇《桴鼓集》。对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也表现在对解放黑奴的旗手林肯总统的坚定支持。在林肯遇刺后，诗人怀着极其悲痛的心情，写出了感人肺腑的世界挽诗名篇《当紫丁香最近在庭院中盛开的时候》。诗人对压迫下的黑奴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在《我之歌》中，作者描写了他怎样救助一个为争取自由而受伤逃亡的黑奴，并赞叹了黑人健美的身躯、圣洁的灵魂以及远大的前程。这些都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争取自由的斗争充满胜利信心的乐观主义精神。
惠特曼所提倡的精神与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中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惠特曼的引入人田汉在他的论文中也指出我们要纪念百年前高唱“民主主义”的惠特曼的出生，而且恰在“大战告终民主胜利”的时候，纪念他的意义尤深。田汉把惠特曼当作中国诗人借鉴的典范。
由于五四时期正是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充满希望的憧憬的时期，惠特曼个人所传达的信念及其诗歌所表达的平等思想，民族团结，乐观的态度和反抗精神都鼓舞着那一代人以战斗者的姿态向黑暗的现实摇旗呐喊，发起冲锋。同时惠特曼热爱科学知识的精神也在以科学为旗帜的五四时期引起了共鸣。种种契合点成为惠特曼在中国获得普遍推崇的重要原因。
再次，惠特曼作为自由诗体的独创者对五四新诗的影响使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肯定。五四时期的新诗是以接近群众的白话语言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科学民主的革命内容，以打破旧诗词格律形式束缚为主要标志的新体诗。首先在白话文上，新诗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突破口，提倡以通俗白话语言为载体。惠特曼的诗歌创作被他自己称为“语言实验”，其“重要目标就是以船工、农夫、车夫、伐木工人等普通劳动者和‘下里巴人’的口头语言创作诗歌，在诗歌中高频率地调用口语、外来语、专业术语、俚语、俗语等，最终实现了诗歌语言向日常口语的全面倾斜以及诗歌自由形式的辉煌胜利”。之于此惠特曼诗歌的“人民语言”是五四新诗的最为直接的借鉴与模仿对象。
惠特曼被称为“自由诗之父”，我国文人对他的判断也是如此。刘延陵在《美国的新诗运动》中谈到惠特曼：“他首先打破诗之形式上与音韵上的一切格律而以单纯的白话作诗，所以他是诗体的解放者，为‘新诗’的形式之开创之人”。新诗运动的总设计师胡适提出白话诗的目标是诗体大解放。所以他提倡写无格、无律、无韵的惠特曼体的自由诗 。中国新诗的奠基人“郭沫若对诗歌形式进行的诸如‘他人已成的形式只是自己的监狱。’‘形式方面我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我愿打破一切诗的形式来写自己够味的东西’等追求诗歌形式自由化的相关表述，都透射出惠特曼诗歌形式观念的影子”。所以无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诗草创期还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奠基期，中国新诗发展的初始阶段都离不开惠特曼诗歌的影响。 正如田汉在引入惠特曼时，介绍惠式的自由诗在20世纪也已在世界诗坛上蔚然成风。他号召中国诗人借鉴惠特曼的典范，顺从这“自然的趋势”，形成时代的风格，以达到中国文艺之复兴。惠特曼作为自由诗体的独创者对五四新诗的独特与重大贡献，也成为惠特曼在中国得到普遍承认，推崇继而推广的主要原因。
最后，惠特曼能够在中国获得普遍的接受，其蕴含在作品中的思想能够被中国当时的思想界所推崇，离不开那一时代重要人物们的个人与集体努力及其推而广之的影响，这是与前文提到的他的自由体诗对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相呼应的。
对惠特曼进行高度推崇的首要人物当属郭沫若，可以称其为推动惠特曼在中国传播的旗手。他始终承认惠特曼是外国诗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对惠特曼推崇备至，多次将其与伟人并列。如：在《晨安》中，将惠特曼与华盛顿、林肯并列，欢呼他为 “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在《匪徒颂》中将惠特曼与罗丹和托尔斯泰并称为“文艺革命的匪徒”而三呼万岁。同时郭沫若对惠特曼的推崇，还体现在其作为“中国惠特曼诗派”的使徒，为惠特曼思想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在郭的代表作《女神》中，处处闪现着惠氏诗歌的影子。他在《我的作诗的经过》中谈到《立在地球边怒号》、《地球，我的母亲》、《晨安》、《凤凰涅磐》等男性的粗暴的诗，便是最好的见证。无论从诗歌的风格和形式到創作的意象与内容都打上了惠氏的烙印。如诗行的平行结构，重叠反复的诗行，主要意象如大海，太阳的频繁出现。诗歌所体现的理性光芒，民主自由思想和对科学技术的热情赞扬都体现出郭对惠氏诗歌的传承与发扬。正是因为惠特曼的影响，使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形成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将高昂的爱国热情与民族郁积融入诗歌的创作中，从而冲破旧诗格律，创造出具有浪漫气质的自由体诗。而作为最先从思想上和艺术上显示崭新的面貌从而作为中国新诗主要奠基人的郭沫若，无论从其个人对惠特曼的推崇，还是其诗歌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新诗的影响，他当之无愧的成为惠特曼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伟大旗手。
促进惠特曼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其他重要人物包括：谢六逸，刘延陵，闻一多和鲁迅。
谢六逸为早期翻译惠氏诗歌的并评价惠特曼的人物之一。他在《时事新报·学灯》中翻译了惠特曼的两首诗歌，分别是《挽二老卒》和《弗吉尼亚森林中迷途》。随后发表的对惠特曼进行评介的文章《平民诗人惠特曼》指出惠特曼“与自然极相亲近……他以五体吸收自然之力”，因而他的诗便是“自然的复写”，其特点是“个性的动作的呼声”，从中“找不到一点厌世的倾向” 。在对惠氏诗歌的介绍中，刘延陵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的《美国的新诗运动》是系列介绍各国新诗运动的头一篇文章。文章开头提出新诗是世界的运动，并非中国所特有，“中国的诗的革新不过是大江的一个支流”，而美国的惠特曼就是这条大江的源头。因此，文章的第一节专门介绍惠特曼：惠特曼不但是美国新诗的始祖，并且可称为世界的新诗之开创之人；而且不但启发世界的新诗，就是一切艺术的新的潮流也无不受他的影响。称他为诗体的解放者和新诗形势的创始人。新诗的理论创建人物之人：闻一多早在美国留学时，他曾写信给梁实秋要办刊物辟专节介绍惠特曼。闻对惠氏诗歌也极为推崇，荒芜曾回忆到正是闻一多对《夜里，在海滩上》诗中表现的父女情深与永恒的光明的渴望而发出的赞叹“写得多好啊”，才导致他译介该首诗。在对其他文人学者的评价中，也流露出他对惠氏诗歌的赞赏。此外，文学泰斗鲁迅多次购买《草叶集》。与《草之叶》译者金慎若联系达19次之多。其主编的《奔流》第五期（1928年10月号）刊登了日本小说家有岛五郎评论《草叶集》的长文《草之叶》，同时还选配了五幅珍贵的照片，其中有惠特曼的画像、手迹以及《草叶集》的插图。上述重要人物们所作出的这些努力大大地加快了惠特曼思想在现代中国的传播步伐 。
惠特曼传入中国是五四时期时代的呼唤，是学习西方文化的影响使然。惠特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使得惠特曼倡导的民主、自由、科学精神发扬光大，让五四革命的火焰燃烧得更加猛烈。而革掉一切旧体诗束缚的惠特曼自由体诗，更为中国的新诗运动指明了方向，影响了早期整整一代的新诗诗人，并继续烙印在新诗的后继者们的诗风上。新诗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先锋运动——白话文运动的主力军。如果说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的新时代，那么惠特曼站在这个分水岭上无疑功不可没。这也进一步解释了惠特曼思想在中国获得很快接受与推崇继而推广的原因。
（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